中国需要8个一线城市，新增一线城市将带来房价再涨？

近日，民生证券副总裁、民生金融智库首席经济学家管清友在一个论坛上发言称，中国至少需要8个一线城市。除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外，天津、杭州、成都、武汉、南京、重庆、西安、苏州、合肥等9个城市有望成为“新一线城市”。专家驳“中国至少需要8个一线城市”说法：难道是要更多城市房价再涨吗？（9月12日中国经济周刊）

新增“一线城市”并非仅带来“房价再涨”

其实，提议国家升格更多二线城市到一线，并非仅管清友一人，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姚余栋等一批学者，也是该观点的拥护者。是否需要更多一线城市，一直存有争议，这表明，一线城市存在利弊，但究竟是利大还是弊大，还要用事实说话。

实际上，有些二线城市已有了一线城市的功能。例如，我们目前已有9座城市人口超千万，占世界所有超千万人口城市的四分之一。说“新增”一线城市，是针对审批而言。在我国，城市究竟属于几线，要靠国家来认定。如果放在国外，我国至少有5座城市早就成为事实上的“一线”，只不过，我国对城市的分类，主要靠行政手段划分，由此再去配置各项资源，以让城市享受相应的政策性待遇。

从国内看，我国目前3个经济带领头羊或城市群模范，即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都含有一座甚至两座一线城市。就是其他较发达地区，也是围绕着中心城市在发展，离开中心城市，周边发展就没了“支点”。尤其在我国，城市资源的配置，要靠级别来定，如果享受不到政策红利，就无法发挥城市对周边区域发展的巨大带动作用。我国城镇化已到了中期，且我国已进入老龄社会，再过不到20年就将进入超老龄社会，再不利用中心城市带动发展，恐怕就过了发展的黄金期。

而从世界经验看，大的经济圈在经济和产业分工中具有重大影响。据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显示，美国三大都会区的GDP占全美的份额为67%，日本三大都市圈占全日本的份额达到70%，而中国大陆三大经济圈也占到GDP总量的38%。大都市城市圈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无独有偶，日前俄罗斯电视台新闻频道网站就曾建议，鉴于中国城市化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现状，建议提升二线城市的带动作用，“中国还有多个蓬勃发展的二线城市，如成都、天津、杭州、武汉、苏州等，只要给它们机会，它们就能发展成一线城市。”

当然，更多一线城市也有弊端，但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压力巨大的当下，把去库存和促进人口城镇化结合起来，形成互通互联，就是“上佳”选择，这对于提高中小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实现人口正常流动和指标分配等，都大有好处。以超大城市、中心城市，或是一线城市带动周边发展，肯定存在弊端，但这是发展的“另一面”。提升城市规格不是“摊大饼”，而是要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有专家质疑新增一线城市，称“难道是要更多城市房价再涨吗”？但挑战也是机遇，为何不把一线城市房价上涨的压力，变成城市群发展的动力？

2015年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实际上认同了住建部提出的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概念，即以大城市带动中小城市，结合小城镇的发展思路。所以，新增一线城市，也许是利大于弊，即便有“弊”，也可化“弊”为“利”，这既是国内经验，也是全球经验。挖掘大城市潜力，继续发挥其带动作用，就是一条出路，反之，还能拿出更优的选择吗？

其实，围绕中心城市形成城市圈后的带动作用，还没有彻底发挥出来，应该作为另一个“增长极”让其扮演更重要角色。把城市中心做好，认真落实国家政策，形成更多的城市圈、城市群，利用大城市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实现共同发展，看似可行。（来源：荆楚网 刘天放）

[责任编辑：范锦]

“新一线城市”引发争论 专家：有中心城市也需有卫星城市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徐洪才表示，“一线城市”是民间的说法，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一、二、三线城市如何划分，也没有学术界权威的、统一标准的定义。这一说法最早来自于房地产市场，基于北上广深的人口、经济、政治、文化、房价等多重因素而自然形成了此种说法。“虽然没有官方、学界的定义，但也成了约定俗成的一种说法。”

专家：有利于提升城镇化率

与其说是学界对于“大城市”不同维度定义的的讨论，不如说是业内专家们对于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城市规划的考量。

为何会出现关于“新一线城市”的讨论？在管清友看来，“参照国际经验，我们目前的大城市光有北上广深是不够的”。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6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城镇化率)为57.35%。徐洪才表示，城镇化进程必然导致人口高度集中，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也将不可回避地遵循这一规律，“在目前城镇化率不到60%的背景下，大家讨论打造国家中心城市，或者提升一些具备发展潜力的城市的层次，属客观需要。”

据管清友分析，北上广深等第一层级城市各自的人口规模约2000万。如果增加到8个，第一层级城市承载人口1.6亿。如果每个层级1.6亿，用6个层级可以承载约9.6亿人口，可以明显提高中国的城镇化率。

“不妨鼓励一批城市成为中国的首位城市”，管清友对中新经纬客户端(微信公众号：jwview)表示，由于交通拥堵、环境破坏、房价过高等“大城市病”问题，是否要继续打造像北上广深一样的“一线城市”一直为学界所争论。不过在他看来，增加首位城市，可以提高城镇化水平，还将有助于打破现有“一线城市”的人才和资源垄断，促进区域均衡发展。

“有中心城市，也要有卫星城市”

“哪些城市有人流涌入，那些城市群就被看好。”中国银行家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近日在一场演讲中表示，“资源的分配，产业的聚集，就业机会的增加，以及信息传播更快，虽然基于对大都市病的恐惧，很多国家都市圈的发展，都经历过探索的过程，但目前基本都回归到大都市圈的路上。”

比如，上世纪80年代，日本也曾出于对空气污染、水源污染等的担心，提出过东京疏散计划。而如今，绝大多数日本人仍聚集在大东京地区和大阪地区。

在管清友看来，打造出新一批的像北上广深一样的大城市，将有助于打破现有的四个“一线城市”的竞争优势，通过辐射效应，以点带面，促进周边区域发展。

同时，他还对打造“一线城市”向中新经纬客户端(微信公众号：jwview)提出建议，比如根据经济、历史、自然等因素对行政区划作出调整，为发展大城市预留空间；在户籍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养老制度等方面作出安排；使交通、物流、能源等规划向城市倾斜；加大金融力度支持等等。

针对“大城市病”，管清友表示，关键是要学会管理好“(特)大城市”。

徐洪才指出，发展大城市，区位很重要。根据城市自身的特色，将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产业特色等相结合，进行规划。

“我国的特色小镇发展模式就是因地制宜，实现了产城融合。”在徐洪才看来，梯次结构的城市规划很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他认为，一方面要结合当地的资源优势、比较优势，差异化定位、发展和形成自身的特色；另一方面要差异定位，避免重复建设。

徐洪才表示，发展大城市的最终目的是要让其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龙头引领作用和辐射带动作用，提升生产要素集中度，形成规模经济效益。通过产业、人才、信息、资金的集聚，提升经济的层次，这符合经济规律，但也需要多层次。他指出，“有中心城市，也要有卫星城市，卫星城市要在整体产业布局中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配合中心城市，实现协同发展”。(来源：中新经纬APP)